对建议把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国祭”的质疑

时间:2015-11-19 16:08:37 来源:公祭轩辕黄帝网 作者: 编辑:梁君

    2015年9月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分别刊登了许嘉璐等四位先生撰写的《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特点》(李学勤)、《祭拜黄帝要达成共识》(李伯谦)、《国祭也是祭国》(刘庆柱)的文章,提出了把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家层面举办”的建议。其理由:一是“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二是“‘三月三,拜轩辕’这一悠远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三是“缺乏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等。下面就这三点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有教于方家。

    一、“拜庙不拜陵”是一个伪命题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两种祭祀黄帝的格局,一种是京都和地方的庙祭,一种是黄帝陵祭。这两种祭祀格局,都有其历史渊源。虽说陵祭迟于庙祭,但他反映了人们对黄帝这位始祖的认同和崇拜,是随着历史的延伸,愈来愈放大,愈来愈看重,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崇高、最隆重、最圣神的祭奠活动。

    先说京都和地方的庙祭。这从先秦时期就已开始。《国语•鲁语上》记载:“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韦昭注,禘是指圜丘祭。圜丘,《周礼•春官•大司乐》:“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贾公彦疏“《尔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像天圜。”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圆土堆。虞氏即有虞氏。有说是黄帝的直接传人,或是有亲缘关系,祭祀黄帝的活动即在黄帝逝世后就已开始。

    周代有祭祀五方天地之礼,以黄帝等配食。《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其祀五帝之礼可能在商代已有了。只是周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罢了。战国时期,《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在今陕西宝鸡的“吴阳(吴山之南面)设上畤,祭黄帝。”《说文》:“畤,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从田,寺声。右扶风有五畤。好畤、鄜畤皆黄帝时祭。或曰秦文公立也。”王荺句读:“畤者,止也。其制坛而不屋,但有基址,故谓之畤。”《字汇补•田部》:“畤,凡土高处曰畤”。上述说明畤的形制是与坛相似。坛,古时为祭祀而做的土台。《玉篇•土部》:“坛,封土祭处。”陆德明释文引马融曰:“坛,土堂。”《公羊传•庄公十三年》何休注:“土基三尺土阶三等曰坛。”后来发展为坛上增设阶陛殿堂,成为华丽的建筑群。因鄜畤、吴阳上畤和下畤、密畤,均位于雍城附近,称“雍四畤”,为国之大祀。秦统一后,仍重祭“雍四畤”,其他西畤、畦畤也不废除。其实圜丘、坛、畤、郊等祭,均为后来庙祭之一种。

    到了汉代,刘邦入关后,以“天有五帝”而增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与原“雍四畤”合为“雍五畤”。后文帝又作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武帝于都城长安东南郊作太一祠,坛旁祠黄帝。后武帝又作甘泉太(泰)一祠,以“五帝坛环居其下”;于泰山下作明堂,以祠太一、五帝。宣帝时,“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祠……祠于肤施。”成帝、哀帝、平帝的“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于是“长安城旁诸庙兆畤甚盛”。王莽篡位称帝后,自谓黄帝之后,郊祀黄帝以配天。后于长安城南起九庙,“一曰黄帝太初祖庙……”。东汉建都洛阳,诸礼与周代同,于城南设圆坛郊天,其外坛上为玉帝位,黄帝位在丁未之地。又祀五帝于明堂。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上沿用此制,各在其国都设祠坛郊天及祭祀五帝。

    隋唐以后,开启了京都立庙祭祀黄帝等帝王之先河。将三皇五帝共置一庙。唐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唐玄宗敕示:“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文献通考•宗庙十三》)宋尊黄帝为圣祖,于京都开封城内端礼街兴建景灵宫以奉之,后诏示:“诸州有黄帝庙,并加崇葺。”至宋徽宗又于京城筑九成宫,并作宝成宫,中置神灵殿,以祠黄帝。南宋于临安(今杭州)仿旧规而建景灵宫,初建三殿,圣祖(黄帝)居前殿,其他诸帝居中殿和后殿。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炎黄二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命郡县建三皇庙,通祀三皇,并在大都(今北京)城内仿建三皇庙,供奉伏羲、神农和黄帝。

    明代,对传统诸礼多有改制。洪武四年,以郡县通祀三皇为渎而罢祀。洪武六年,于京师建历代帝王庙致三皇五帝祭。至明成祖迁都北京,于都城西建历代帝王庙,岁以春秋致祭。清人入主北京,悉遵旧制,历代帝王庙相沿于明,位于都城西阜城门内。康熙年间,于文华殿东建传心殿,奉祀伏羲、神农、黄帝如旧。

    这里顺便提及,在各种文献中,均未有哪一个朝廷、哪一个皇帝或遣使到河南新郑去祭拜过黄帝庙。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黄帝庙祭由来已久,相沿不断。成为历朝历代与“戎”同等的一件国家大事。

    与庙祭一样,黄帝陵的陵祭也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先秦可能因人死葬不树不封,故未有陵祭方面的记载。秦汉以后,开始了陵祭。《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封禅书》又载: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汉武帝开黄帝陵祭之先河。

    据文献记载,黄帝所葬之桥山在汉上郡阳周县境,大致在今陕西榆林东南一带。从张守节《史记•正义》注看出,“黄帝陵”之名是由唐李泰《括地志》首次提出。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鄜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列于祀典。从之。”仿州(后改称中部县),即今陕西黄陵县。至宋代,宋初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诏示:“先代帝王陵寝宜令所属州府,遣近户守视,其冢墓有堕毁者亦加修葺。”后乾德四年又下诏,黄帝等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史春秋奉祀。”坊州黄帝庙原立于坊州城西,后移至于城东今址。自宋至清,黄帝陵庙经过多次整修,大体沿袭旧制。至清末,陵庙保存完整,古柏参天,碑石林立,香火不断。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改中部县为黄陵县。

    于坊州黄帝陵庙致祭始于唐大历年间。至宋代又制礼,三年一享,以仲秋之月,牲用大牢,祀官为本州长官,祝版请御署。金代改为依期降祝版,不请御署。明清时期多遣官祭之。根据《陕西省志•黄帝陵志》记载,明代皇帝遣官祭祀黄帝陵庙14次,其中明太祖2次,明宣德、代宗、英宗、武宗、正德各1次,明世宗 3次,其中一次是御制祭文。以后明穆宗1次,明神宗2次,均为御制祭文,明熹宗1次。清代共计27次,其中清廷遣官祭祀黄帝陵庙26次,同盟会1次。 其中清世祖1次,清圣祖8次,清世宗3次,清高宗8次,清仁宗2次,清宣宗4次。

    中华民国共计26次,其中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祭祀11次,以国民政府名义祭祀10次,以陕西省政府名义祭祀2次,以个人名义祭祀2次,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祭祀1次。民国26年(1937)四月五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祭仪式。中共方面的祭文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955年起,公祭黄帝陵恢复,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主祭。1964年至1979年公祭活动中断。1980年恢复。1994年起,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与陕西各界人士参加公祭。除此,自1988年起,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黄陵县各界举行民间祭祀黄帝陵庙活动。个别年份或有特殊大事还在其他日期举行民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每年也多有来黄帝陵祭拜黄帝。

    由以上简述可以看出,黄帝既有庙祭,也有陵祭。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陵祭愈来愈受到朝廷的重视,并非是许先生所说:“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 特别是进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庙中进行。”(《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事实是,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无论是对黄帝,还是对其他先祖如伏羲、炎帝、尧、舜、禹等,既有庙、祠祭,也有陵祭。如对炎帝的祭祀,既有陕西宝鸡、湖北随州、湖南炎陵、山西高平等的庙祭,也有陕西宝鸡、湖南炎陵、山西高平的陵祭。以湖南炎陵县为例,陵祭自宋初开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宋虽未留下官方祭祀的文字,但从官方的多次重修看,祭祀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明清两代朝廷祭祀炎帝陵活动留下了较多的文字记载。明代皇帝遣官在炎帝陵祭祀15次,清代皇帝遣官在炎帝陵祭祀38次。又如湖南宁远县的九嶷山,传说为舜帝的葬地;浙江绍兴东南会稽山北麓,传说为大禹葬地;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庙,那里都曾在历史上搞过公祭活动,至今还在进行。再说凡有陵的地方, 既有陵又有庙,陵庙不分。若搞祭祀,难道只拜陵不拜庙吗?除非无陵的地方仅有庙,才存在“拜庙不拜陵”。因而说,若将“拜庙不拜陵”针对先秦来说,此说法还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放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就有些欠妥了。再说,从祭祀来说,“祭祖”要比“拜祖”更隆重、更神圣,内涵也更丰富。祭不仅要用形体,双膝下跪,两手相合作揖,还要敬献肉食一类供品。“祭”字就是由“肉月”、“手形”和供桌的象形字“示”三部分组成。所以古人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而“拜”仅用形体。因庙可以随便建,陵具有唯一性,所以进庙烧香可以叫“拜庙”,但不能将祭陵叫“拜陵”,因拜低于祭。因而在民间,人们更重视到墓地去扫墓祭祀,如清明节、农历十月一日(民间称为“鬼节”)等。

    由此可以说,“拜庙不拜陵”是个伪命题,是无稽之谈,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以此为立论,要将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为国家层面举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也更难达成共识。

    二、“三月三”不能成为全民族祭祖日

    在河南新郑一带有农(夏)历“三月三,生黄帝”、“三月三,拜轩辕”的说法,这只不过是民间老百姓的口头传说而已,遍查各种古籍文献均没有此方面的记载,也没有官方在此祭祀黄帝的记载。1984年国家文物局出版的《中国名胜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以及近年来出版的《辞海》等大型辞书,对新郑黄帝故里大庙只字未见。而这些辞书里倒有陕西的“黄帝陵”、“轩辕庙(黄帝庙)”等词条。所以说,新郑黄帝庙祭并不像许先生所说的具有“悠远的文化传统”。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许先生所说的“悠远的文化传统”是从何说起,是指公祭还是民祭?

    “三月三”在古代称为上巳节,其节日风俗主要是踏青、祓禊,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闷的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一种心理需要。晋代陆机有诗云:“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反映的是在上巳节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而在陕西关中等其他地方,仅把“三月三”看作为一个节气的转换,认为从这天以后,天气渐暖,人们开始要换单衣穿了。故在民间有“三月三,驴脱鞍(喻指人们要脱掉棉衣)”的谚语。

    而清明节就不同了。从有关记载看,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虽说它早期只是指一种节气,但在其发展演变中,东汉时吸收了寒食节扫墓祭祖习俗,唐代又吸收了上巳节踏青、祓禊的习俗,终于在宋元时期形成为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活动相融合的传统节日。寒食节是以晋文公纪念介之推“割肉奉君”而下令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与介子推一同焚烧的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随着战国后期扫墓祭祖风气的形成,寒食节便有了祭扫坟墓的习俗。秦汉之际,祭扫坟墓的风气更盛。据《汉书》载,大臣严延年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定期还乡祭扫墓地。在唐代,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宗的心仪节,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还常常将扫墓延至清明。诗人们的作品,也往往是将寒食、清明并提,如韦应物有诗句说:“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白居易也有诗句说:“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再加上唐杜牧《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的广为流传,于是,朝廷鉴于民间寒食、清明并举已相沿成习,就以官方文书的形式正式规定,清明到来时,可以与寒食节一起放假。这项规定距今已经1200多年,说明从那时起清明开始具有某种国家法定节日的色彩。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寒食节的地位。这不仅表明上坟扫墓等仪式多在清明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清明节收归所有了。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制,清明节仍然坚持并发展着其在春季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节的地位。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有了过清明节的习俗。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却是其基本的主题。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扫墓活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早清明,晚寒食)。有些地方人士的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官吏回乡扫墓,时有耽误职守的事,唐玄宗颁布政令解决假期的问题。开始规定寒食节放假四天:“(开元)二十四年(736)二月二十一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唐会要》卷八十二),按大历十二年(777)诏令,唐朝衙门依例放假五天:“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贞元六年(790),假日又增加到七天。这样官员们可以从容地进行扫墓祭奠之事。由此可见,当时寒食节已经成为唐朝一个很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唐朝王冷然的《寒食篇》中说:“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就是说寒食节的重要程度超过了重阳节和年终蜡祭。宋代的寒食节也放假七天。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说:“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一百四日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由此,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文规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清明节,放假一天(农历清明当日)。”

    由此可见,从古至今,清明节均为中华民族的祭祖日,已形成为一种文化传统。黄帝陵的公祭日自1935年以来,就定于清明节这一天,已前后相沿了80年,也已成为黄帝祭祀的一种文化传统,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认可,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全民族的祭祖日。现在,要将黄帝公祭日放到“三月三”,这恐怕很难达到全民族的共识,因而也就很难形成为全民族的祭祖日。

    三、“标记和符号”不是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所能够代表的

    许文说:现在国家没有“顶层设计”,“缺乏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那么“顶层设计”“标记和符号”是什么?许文认为,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家层面举办”,就是“顶层设计”和“标记和符号”。并说:“大家觉得合适,咱们就共同发出一个声音。”在许先生的倡导下,其他几位先生也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几乎一致的声音:同意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国家层面举办(以许先生的地位和身份,是没有人能有不同意见的)。

    我们不仅要问:新郑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能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吗?,能成为国家、民族的 “标记和符号”吗?

    纵观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自2006年才由河南省政协、郑州市人民政府和新郑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央有关单位开始举办公祭活动,前后也不过只有10年的时间。之前可能是不见经传的民间庙会活动。10年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太短太短了,与陕西黄帝陵祭祀时间相比,也是微乎其微。而黄帝陵祭祀自汉武帝桥山祭黄帝冢距今已有二千余年;自唐大历年间于坊州置黄帝庙至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自宋开宝年间于现址立庙至今,也已有一千余年。真可谓相沿既久,源远流长。由此可想而知,黄帝陵祭祀的“组织经验”、对祭祖大典“政治和文化意义”的“认识”、公祭的“实施方案”不知要比新郑“足够”、“成熟完整”多少倍!试想,一个只有10年祭祀时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能上升为“国祭”吗?能成为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吗?能够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认同吗?在人们心目中孰轻孰重不是很清楚吗?但不知为什么,许先生却要将整修20多年、已初具规模,已成为民族公认的“精神标识”黄帝陵弃之不顾,而要“共同发声” 另搞一套!这不是又要劳命伤财搞修建吗!

    我们知道,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黄帝陵早已印记在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每个炎黄子孙心目中一座圣地、圣陵,成为一种文化标记和符号,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正因为黄帝陵庙数千年的祭祀,才使黄帝地位日益显赫,誉为始祖和人文始祖,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伟人”(钱穆:《黄帝》)。远的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黄帝陵整修的关心和重视,就可见一般。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批示、周恩来总理实施,对黄帝陵进行了多次维修保护。郭沫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题写了“黄帝陵”碑。1993年江泽民总书记为黄帝陵题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1994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整修保护黄帝陵,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强调:“黄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代表意义的旗帜。而通过整修黄帝陵工程可以使所有中华儿女在共同祖先面前,搁置一切歧见,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就在发表文章的前两天清明节,李瑞环借在陕西视察工作的机会参加了黄帝陵公祭。这是黄帝陵自1980年恢复公祭以来(包括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公祭活动。 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并指出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要“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 习总书记的指示,既是对黄帝陵的科学定位,也确切而客观地指出了黄帝陵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自1994年至今,每年黄帝陵的公祭活动都有国家领导人专程前来参加。这一切都说明,黄帝陵公祭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成为国家、民族公认的“标记和符号”,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精神标识”。

    我们说,许先生提出要将黄帝公祭上升为国家级公祭,这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其实,这早就有人提出过。问题的关键是要把“国祭”放在什么地方?确定在什么时间?这关乎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人心向背的大事,应严肃对待,不是由几个或是十几个专家学者召开一次研讨会“共同发出一个声音”就能决定的。鄙人认为黄帝“国祭”选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最起码的条件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中华民族的民族习俗,要进行全面考察、论证,甚至要进行全民投票公决;而不是轻率的“选边站”,只顾一方,而不顾另一方。这可以说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更不能给海内外炎黄子孙一种误解:莫不是又要另搞一套所谓的“标记和符号”?这不仅不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巩固,可能还会适得其反,造成不良的后果。

    (作者:霍彦儒 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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